我觉得我看了远山记忆之后,老夫的少女心都萌翻了,桉可木这书写得太好了,好羡慕他们之间的至死不渝的感情纠葛,推荐给大家看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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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2年的春天,周明远背着沉重的行李,站在云南边陲这个叫大坡头的小村寨口,汗水顺着他的脸颊滑落。他抬头望了望四周连绵起伏的青山,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"偏远"二字的分量。
"到了,就是这儿。"带路的公社干部抹了把汗,指着前方几排低矮的土坯房,"你们上海来的知青都安排在生产二队,队长姓岩,是个彝族同志,人不错。"
明远点点头,心里却涌起一阵难以言说的失落。三个月前,他还是上海虹口区重点中学的高三学生,每天穿着整洁的白衬衫,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梧桐树荫下。而现在,他脚上是一双磨脚的解放鞋,身上是洗得发白的蓝布衫,站在这个连电灯都没有的山村里。
"周明远是吧?"一个皮肤黝黑、身材结实的男人走了过来,他看上去三十出头,浓眉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,"我是岩波,生产二队队长。"
明远伸出手,"岩队长好。"
岩波看了看他伸出的手,咧嘴一笑,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,却没有握上来,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,"走,带你去住处。"
明远的宿舍是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土房,一张木板床,一个木箱,一盏煤油灯,除此之外别无他物。墙上糊着发黄的报纸,角落里结着蜘蛛网。他把行李放在床上,木板立刻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。
"明天五点起床,跟着大伙儿去梯田干活。"岩波站在门口说,"你们城里来的娃娃,得学着吃苦。"
明远想说些什么,岩波已经转身离开,只留下一个宽厚的背影。他坐在床边,从行李中摸出一本《普希金诗选》,这是他从上海带来的唯一一本书。翻开扉页,上面写着父亲的字迹:"无论身在何处,都要保持心灵的丰盈。"
晚饭是在村口的集体食堂吃的,一碗糙米饭,一勺咸菜,几片煮南瓜。明远端着碗,看着周围蹲在地上大口吃饭的村民,他们皮肤粗糙,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土,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口音,不时爆发出粗犷的笑声。
"新来的知青?"一个扎着两条麻花辫的姑娘走过来,在他旁边蹲下,"我叫阿秀,是村里的赤脚医生。"
明远点点头,勉强笑了笑。阿秀看上去比他大不了几岁,但言谈举止间透着成熟。
"慢慢就习惯了,"阿秀似乎看出了他的不适应,"我刚从县里卫校回来时也不习惯,现在觉得这儿挺好。"
明远低头扒着饭,没有回应。他想起上海家中的红烧肉和白米饭,喉咙一阵发紧。
第二天天还没亮,明远就被尖锐的哨声惊醒。他迷迷糊糊地跟着人群来到梯田,岩波已经在那里等着,手里拿着一把锄头。
"今天你跟着老李头学除草。"岩波把锄头递给他,"注意别伤了秧苗。"
锄头比想象中沉得多。不到半小时,明远的手掌就磨出了水泡,腰也酸得直不起来。太阳越升越高,汗水浸透了衣服,黏腻地贴在身上。老李头是个六十多岁的干瘦老头,话不多,但干起活来像台不知疲倦的机器。
"小周,你这样不行。"中午休息时,老李头指着明远除过草的那片地,"草根没除干净,过几天又长出来了。"
明远看着自己满是水泡的手,委屈和愤怒突然涌上心头,"我在上海从来没干过这种活!"
"上海?"老李头嗤笑一声,"在这儿,上海和北京都一样,得靠双手吃饭。"
下午的活更加难熬。明远的手掌火辣辣地疼,每挥一下锄头都像受刑。太阳西斜时,他终于忍不住把锄头一扔,坐在田埂上喘气。
"这就累了?"岩波不知何时站在了他身后。
明远抬头,逆光中岩波的身影格外高大,"我手破了,干不动了。"
岩波蹲下身,抓起他的手看了看,那些水泡有的已经磨破,渗出血丝。"晚上让阿秀给你涂点药。"他的语气缓和了些,"但活还得干完,不然影响明天的进度。"
"我又不是农民!"明远突然爆发了,"我是高中生!我读过《资本论》,会解微积分!凭什么让我在这里除草?"
岩波的表情变得严肃,"在这里,会读书和会种地一样重要。你要是真读过《资本论》,就该知道劳动没有高低贵贱。"
明远哑口无言,只能捡起锄头继续干活。那天晚上,他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,浑身酸痛,却怎么也睡不着。窗外虫鸣阵阵,月光透过窗棂洒在地上,形成斑驳的光影。他想念上海的柏油马路,想念家中的收音机,甚至想念学校那个总是拖堂的数学老师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,明远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节奏,但内心的抗拒并未消失。他发现岩波似乎特别"关照"他,总是给他安排最累最脏的活——挑粪、挖沟、搬运石头。其他知青偶尔还能去村小代课或者帮会计做账,而他却始终在田间地头。
"岩队长是不是对我有意见?"一天收工后,明远忍不住问阿秀。
阿秀正在给他换手上的药,"岩哥对谁都这样,他看重你才严格要求你。"
"看重我?"明远苦笑,"他分明是看不起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