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山那河那少年这本书其实让我感觉比较单薄，因为里面的人物感觉不够立体，吃粮当首席是真善美的化身，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……咳咳，里面有些那啥的剧情，具体自己翻阅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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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岁被扔到槐花村时，我攥着城里带来的巧克力不肯撒手。
全村小孩追在我身后喊「小资产阶级」，只有放牛的王哑巴递来一颗捂化的奶糖。
后来他替我挨了野狗追，替我顶了偷梨的锅，用结痂的手掌一遍遍写「考出去」。
十八岁北大通知书到那天，他翻出存了十年的火车票根比划：「我陪你」。
直到陌生男女哭着找来，我才知道——
那个暴雨夜捡到我的哑巴，身上藏着比身世更惊人的秘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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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九四年的夏天，好像是被黏糊糊的汗水浸透的。六岁的我，被一双戴着白手套的手，从一辆颠簸了不知多久的长途汽车上抱下来，塞进了槐花村村口那棵老槐树巨大的阴影里。汽油味、尘土味，还有一股陌生的、带着点腥气的青草味儿，混在一起，直冲鼻子。
我叫林溪，城里来的。其实我对“城里”的记忆已经有点模糊了，只记得房子很高，窗户很亮，还有那种叫做“巧克力”的、用亮晶晶的糖纸包着的小方块，含在嘴里会慢慢化开，变成一股又苦又甜的暖流。我死死攥着口袋里最后一块，糖纸边缘已经有些锋利，硌得手心发疼。这是我的护身符，是我和那个模糊过去的唯一联系。
脚边是一个小小的、印着卡通图案的行李箱，和周围黄土地、灰瓦房显得格格不入。老槐树的叶子密不透风，知了在头顶声嘶力竭地叫着，吵得人脑仁疼。几个光着脚丫、皮肤黝黑的孩子远远地站着，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。他们交头接耳，然后爆发出哄笑，有个大点的男孩捏着嗓子喊：“快看！资产阶级小姐来啦！”
声音尖利，带着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敌意。我缩了缩脖子，把口袋里的巧克力攥得更紧了。带我来的那个干部模样的人，正和村里一个穿着旧中山装、手里拿着旱烟袋的老头说话，语气恭敬，称他“老支书”。我听不清具体内容，只断续听到“父母……特殊情况……组织安排……暂时寄养……”
老支书皱着眉，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，烟雾缭绕中，他的脸显得沟壑纵横。他打量了我几眼，目光说不上严厉，但也绝无暖意，最后叹了口气，挥挥手：“成了，先跟我走吧，总得有个地方落脚。”
我被他粗糙的大手牵着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槐花村的土路上。路两边是低矮的土坯房，墙皮斑驳脱落，偶尔有狗吠声从院子里传来。好奇的目光从门缝里、窗户后投射出来，黏在我身上。那些光脚的孩子不远不近地跟着，起哄声此起彼伏：“小资产阶级！娇气包！”
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倔强地仰着头，不让它掉下来。我被领到村东头一个孤零零的小院，院里只有两间低矮的瓦房，墙根长着厚厚的青苔。老支书对院里一个正在用柴刀劈柴的男人喊：“王哑巴！人就交给你了！是城里来的娃，金贵着，你仔细点！”
那男人闻声停下动作，转过身来。他个子很高，却有些佝偻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、打了好几个补丁的蓝布衫子，脸上黑红黑红的，布满风霜的痕迹。最特别的是他那双眼睛，很大，眼白有些浑浊，但看过来的时候，却像村后头那口深潭的水，沉静得让人心里一慌。他不会说话，只是对着老支书“啊啊”了两声，用力点了点头，又指了指屋里，意思是住处已经收拾好了。
老支书又交代了几句，便背着手走了。院子里只剩下我和这个叫王哑巴的男人。他看着我，似乎想挤出一个笑容，但脸上的肌肉有些僵硬，最终只扯出一个古怪的表情。他伸出手，想帮我拿那个小行李箱，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警惕地盯着他。
他的手停在半空，那是一双怎样的手啊，指节粗大，布满老茧和深浅不一的裂口，还有几道新鲜的伤痕。他讪讪地缩回手，指了指旁边一间稍微小点的屋子，又“啊啊”两声，示意那是我的房间。
我抱着我的行李箱，走进那间屋子。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。土炕上铺着粗糙的芦苇席，窗户很小，糊着发黄的旧报纸，光线昏暗。这和我想象中的“家”差得太远了。我终于忍不住，坐在冰凉的炕沿上，眼泪大颗大颗地砸下来。我没有哭出声，只是无声地流泪，从口袋里掏出那块已经被手心焐得有些软化的巧克力，剥开有些黏连的糖纸，小心地舔了一口。那点熟悉的苦甜味，是我此刻唯一的慰藉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口的光线暗了一下。我抬起头，看见王哑巴站在那里，他迟疑着，没有进来。然后，他慢慢地从他那件旧蓝布衫的口袋里，掏出来一样东西，摊在手心上，递到我面前。
那是一颗糖。用最简单的、有些皱巴巴的透明糖纸包着，里面的糖块是乳白色的，因为天气热，已经有些变形，甚至有点融化了，黏在糖纸上。这种糖，我在城里见过，是最便宜的那种水果硬糖，或者可能是奶糖，绝不是巧克力。
他看着我，那双深潭似的眼睛里，没有怜悯，没有好奇，只有一种笨拙的、试图安抚的意思。他“啊啊”地轻哼着，把手又往前送了送。
我看着他手心那些纵横交错的纹路和茧子，看着那颗快要化掉的、廉价的糖，再看看自己手里包装精美的巧克
